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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建立完善“大調解”格局化解社會矛盾機制研究
時間:2017-01-10來源:作者:自文彬 龔曉娟 趙艷芬 點擊:

    【內容提要】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類社會矛盾呈現多發、頻發態勢,人民群眾對司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要求和期待更加強烈。“大調解”機制作為一種非訴訟調解機制應運而生,大理州各地紛紛進行了一些有益嘗試,有效克服了傳統調解方式的不足之處,成為當前解決新時期矛盾糾紛的一種創新模式,在平安大理、法治大理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 大理州目前的“大調解”工作機制還存在著部分地方陳舊理念亟待解決、矛盾解決機制尚未制度化、相關部門配合存在困難、缺乏專業化人才等問題和不足,需進一步創新、完善相關機制,使“大調解”體系成為一種長效機制,進一步高效解決基層矛盾糾紛,滿足群眾的利益訴求,實現多方共贏的良好局面。
    【關鍵詞】 建立  “大調解”  化解   社會矛盾   機制
     當前,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工作面臨不少新情況、 新問題和新挑戰,尤其是在開放、多元、動態的社會環境和信息化、網絡化的條件下,影響社會治安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增多,化解社會矛盾的任務變得更加繁重。為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就要積極探索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的途徑和方法,扎實推進“大調解”機制建設。
    一、“大調解”體系的內涵及特點
    “大調解”機制是在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等各種調解機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合理發揮各自作用所形成的一種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中的“大”字,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對“大調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種:一是站在法院的角度,對內所稱的大調解是全員、全程的訴訟調解,除法院自己調解外,還包括委托協助調解,對外所稱大調解強調訴訟調解與其他單位、其他調解的有效對接;二是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調解主要指人民調解,盡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調解和其他民間調解力量,強調的是人民調解的網絡建設;三是站在黨委的角度,指黨政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法部門指導,其他部門參與、各種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排查糾紛和處理各種矛盾的機制。   
    本文所稱的大調解,是指黨政主導、主體多元、手段多樣、方式靈活、反應靈敏、協調順暢的矛盾糾紛的協商和處理。
從大調解的涵義就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糾紛解決資源的全面整合。當前社會矛盾糾紛大多牽涉面廣、復雜程度高,且多是交叉到多個政府部門。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由于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條塊分割,各自為政,不能形成有機的統一整體,解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社會糾紛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大調解對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糾紛的各種解決力量,調動一切可用因素,采取綜合手段把糾紛處理好、解決好。
    二是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矛盾糾紛解決的前提就是訴求表達渠道的有效暢通。當糾紛解決涉及多個部門職責時,部門與部門之間推諉、拖延現象時有發生,隨著時間的拖延,當事人花費的成本越來越大,矛盾糾紛日趨復雜,當事人的調解、和解意愿逐漸降低,很容易導致矛盾激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而構筑大調解機制,其目的就是杜絕推諉、拖延、梗阻現象的發生,暢通群眾的訴求表達渠道,給當事人提供更多的便宜及時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
    三是調解方式方法的積極主動。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并非依賴于新建一個機構去越俎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通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和調解工作網絡的對接,主動排查社會矛盾,及時報告疑難糾紛,做到早發現、早溝通、早化解,以保證調解工作“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戰略預期的有效實現。
    四是糾紛調解領域的適當擴張。傳統的人民調解的范圍限于民事糾紛,行政調解的范圍除行政賠償爭議外,也僅限于民事糾紛。但在大調解機制中,從各地制定的相關制度來看,其受案范圍不僅包括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也涵蓋了公民、法人或其他有關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發生的行政爭議。
    二、建立“大調解”體系化解社會矛盾的可行性
    (一)法理方面的可行性
    調解的適用不像訴訟有嚴格的程序規范,更傾向于靈活便捷的非正式程序,且更為高效、低成本、易接受,以價值極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資源,是基于中國當代法治背景和社會轉型對行政職能的需求,更利于實現定紛止爭、維護和諧的目標。法諺有云“遲來的正義非正義”,訴訟耗時久、成本高,即使最終爭勝了訴訟,也不見贏得“正義”,由此可見,調解是寬松了程序上的正義追求以換取實質上的正義價值。“大調解”體系在整合了公安、法院、司法、律師等各方資源,整個調解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厘清個案中的權利義務關系,既有效實現法律監督,又大大提高了調解效率,避免實體權益受損或因程序的不當運行而減省權利救濟的價值,激發當事人真實自主的選擇,推動法的正義、平等、自由的價值實現,培養了群眾的守法、監督意識,為全面推動法治建設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運作方面的可行性
    一是領導重視早謀劃。近年來大理州各縣市都較為重視“大調解”機制的建設,將構建“大調解”格局作為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等重點工作進行安排部署,建立形成了政法委、信訪局、法制局、公安、法院、檢察院、司法局、財政局、人社局等多部門整體聯動、共同參與的工作格局。并專門成立以政法委書記為組長的“大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大調解”工作機制建設實施意見,強化經費保障與責任追究。二是強化職責細部署。按照工作實際,將政法委、信訪局、法制局、公安、法院、檢察院、司法局等10余個部門的工作職責進行細化,明確要求,各司其職,確保工作有效落實。三是統一標準強保障。明確成立州、縣、鄉(鎮)大調解工作領導組,加強統一領導,改變過去各自為政的工作局面。建立和完善了司法行政部門牽頭的大調解工作運行機制、“六統一”工作聯動機制、“四權合一”工作保障機制、“六道”防線工作網絡機制等,較好地為“大調解”機制運行做了制度層面上的架構。
    (三)實戰方面的可行性
    大理市司法局自創新建立六統一”工作聯動機制以來,調解組織共調處矛盾糾紛1.6萬多件,調解成功1.5萬余件 ;兌現重大矛盾糾紛調處案件100多件,兌現金額5萬多元,開創了人民調解工作新局面。永平北斗創立“三個一”工作法,實行“一案一交辦”制度,總結推廣一套有效化解方法,打造一直過硬調解隊伍,調處成功率達90%,取得了明顯實效。以上實例彰顯各地在構建“大調解”格局推進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方面的有益嘗試和探索,為平安大理、法治大理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具有較強的可行性。
    三、大理州各地建立大調解格局的探索和實踐
    近年來,大理州各地對構建多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進行了種種嘗試,通過調查研究,大理州司法局、州衛生局、州綜治辦的醫患糾紛調解機制、永平北斗的“三個一”工作法、大理市司法局的“六統一”大調解格局、洱源建立的四級調解網絡機制、賓川的“檢律”聯調方法等,其都在創新相關機制以解決社會矛盾、完善多元矛盾解決機制方面做出了十分積極而有意義的探索。這五個典型案例雖然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也給各地在社會矛盾的調處、解決以及法治建設的推進等方面都提供了十分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大理州醫患糾紛調解機制
    近年來,醫患糾紛甚至是“醫鬧”事件每年均有發生,對社會和諧穩定造成了惡劣影響。2014年6月,大理州司法局、州衛生局、州綜治辦聯合制定下發《大理州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成立大理州醫療糾紛調處工作領導組及辦公室,正式建立人民調解機制負責協調指導全州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意見》要求,各縣市成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第三方介入醫療糾紛調解,負責糾紛受理、糾紛調解。這種機制具體的調解方式包括了患者或家屬、醫療機構、調處中心三方共同坐下來協商的“面對面”調解,以及由調解人員分別與患者和醫院見面交流,盡可能讓雙方的意見走向一致的“背靠背”調解。
    (二)永平北斗的“三個一”工作法
    一是按照“形成矛盾糾紛大排查、大調解格局”的要求,實行“一天一排查”、 “一案一交辦”制度 ,對排查出來的矛盾和問題及時進行歸納分類,逐件按誘因、涉及人數、重點人員、事態發展預測等登記建檔,并以文件的形式,按部門職責或屬地原則,由鄉單位政府派發至相關部門或村委會限時辦結。二是打造一支過硬的調解隊伍。管好用好村級人民調解委員會,實行村級人民調解委員會月例會制度,定期不定期組織調解員學習農村實用法律和調解工作方法;有效整合基層調解人員,實行矛盾糾紛分級調解制,在調解過程中,充分發揮黨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村民小組長和村民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作用,有效整合調解人員,狀大了基層調解員隊伍。三是推廣一套有效的化解方法。運用注入真情調解、規范程序調解、堅持依法調解、法情結合調解、用活村規民約、用活關鍵人物、用活特定時段、用活人性本質八種矛盾糾紛化解方法,調處成功率均在95%以上 ,沒有一件矛盾糾紛案件因化解不力而激化升級或發展成為刑事案件,社會大局穩定形勢明顯好轉。
    (三)大理市司法局的“六統一”工作機制
    一是統一排查受理,由(鎮)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統一督促、指導轄區內各級調解組織對轄區內矛盾糾紛進行定期排查、調處。二是統一分流調處,對一般矛盾糾紛,大理市矛盾糾紛調處中心領導分流處理;對重大矛盾糾紛報請大理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簽批分流處理;對重特大矛盾糾紛報請大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簽批分流處理。三是統一跟蹤督辦,大理市社會矛盾調處中心負責跟蹤催辦,對已辦結的督辦案件,及時將辦理情況向市級分管領導書面匯報;未辦結的,繼續列入督辦范圍;對逾期未辦結的,由責任人向分管領導說明情況。四是統一驗收考核,調處中心對分流到各級調解組織和相關部門的案件,根據糾紛調處工作要求進行統一檢查驗收,并對調解工作質量和效果進行統一考核。五是統一補助經費,大理市司法局對市、鎮(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村(居)調委會及各級調解員調處成功的矛盾糾紛,統一兌付補助經費。六是統一整理歸檔,調處結束后,按照分級負責原則,市、鎮(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相關部門將案件有關的資料統一整理歸檔,做到一案一檔。
    (三)洱源建立的四級調解網絡機制
    洱源建立健全了縣、鎮(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鎮(鄉)人民調解委員會,村(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村民小組調解小組四級調解網絡,形成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司法行政部門指導主辦,公、檢、法及其他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界整體聯動,縱向四級調解組織,橫向以專業部門、行業調委會的網絡化調解組織,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的大調解工作格局。截止2016年3月8日,全縣共建立縣、鎮(鄉)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10個,鎮(鄉)、村(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99個,村(居)民小組調解小組1271個,共設人民調解員1579名。 通過建立四級調解網絡機制,以“大調解”保和諧、促發展,有力維護了社會穩定,筑牢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首道防線。
    (四)賓川“檢律”聯調機制
    通過整合律師力量,建立以人民調解為基礎,檢察官、律師共同參與的聯合調解工作機制,達到化解基層矛盾糾紛,高效公正解決群眾利益訴求,有效壓降警力成本,實現多方共贏。此項調解機制中,人民調解員充當主持角色,律師以爭議方代理人的法律顧問身份參與,兼具了行政調解中立、檢察調解監督、律師隊伍專業技能強、經驗豐富的三重優勢。既大大降低了當事人的時間、金錢成本,又反映其真實意志訴求,增進調解的公正性。如:2016年,賓川縣檢察院在辦理一起控告案件中,及時啟動“檢律”聯調機制,多次與代理律師進行溝通、交換意見,并聯合當地政府、司法局、派出所、村委會等部門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最終使一起涉及歷史、涉及多人、歷時一年多的故意毀壞財物糾紛得以圓滿化解。
    四、大理州建立“大調解”機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通過上面的五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方面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創新,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符合當地情況的具體做法。但總體看來,各地在具體創新的同時,依然在實際工作中面臨不少問題與不足,而且有的問題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發育尚不充分
    1.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發展不均衡
    在“訴訟慣性”思維下,過分強調通過訴訟解決矛盾糾紛,資源重點投放在正式的法律制定和司法機關的建立健全上,而對非訴解紛組織的制度建設和投入則相對較少,大多基層調解組織辦公條件簡陋、經費缺乏,很難滿足新時期民間糾紛形式、主體、內容多樣性、復雜性的要求,而相關工作人員的素質也參差不齊,不少人缺少執業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法律政策和業務水平欠缺客觀上制約了非訴訟解紛方式功能的發揮,從而導致當事人對非訴訟方式的認同感和主動要求度不高。從近年來法院受理的各類民事訴訟案件依然呈上升趨勢也說明了社會糾紛解決的監督、協調的制度化機制尚未完全形成,非訴訟糾紛解決的功能還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揮。
    2.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間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民調解工作多次聯合召開會議,并單獨或聯合出臺了一些規范性意見。在中央層面的積極推動下,全國各地對人民調解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近幾年人民調解工作的大發展就是很好的例證。但與之形成反差的是,行政機關參與處理民間糾紛的機制卻呈衰落之勢。從調查的情況看,目前行政參與調處民事糾紛主要集中在交通事故、治安案件、勞動糾紛、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從整體上看調解的力度和工作的細致程度較以往均有所減弱。
    (二)各種糾紛解決方式之間協調對接不夠
    1.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配合
    一方面,二者之間聯絡不暢。法院與人民調解、行政機關等非訴糾紛解決主體缺乏正常的聯系溝通渠道,工作聯系的緊密程度往往取決于彼此間熟悉程度。即使有聯系,也多局限于個案的接觸上,呈現明顯的非正式性和不規范性。另一方面,法院聯動非訴訟糾紛解決主體解決糾紛的意識和能力還不夠強。有的法院和法官把法院的職能局限于單純地辦理案件,對指導和監督其他非訴解紛主體的工作不熱心,認為是“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在糾紛解決過程中,還是習慣于單兵作戰,不善于借助訴外力量開展矛盾糾紛的化解工作。
    2.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間也缺乏應有的銜接與配合
    目前,各種非訴訟解決方式未形成一個有效且和諧的整體,相互之間的銜接和互補性差,導致了盡管有非訴訟解決方式,但在實際糾紛解決中可選擇利用的非訴訟解決方式嚴重不足,一些糾紛的解決效果不盡如人意,致使許多本可通過非訴途徑解決的糾紛最終又進入訴訟渠道。另外,由于各種非訟解決方式往往隸屬不同的主管部門,各自為政,未能形成合力,有時甚至發生混亂。如實踐中消協調解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調解、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與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之間的調解經常在運作時發生混同。
    (三)各相關職能部門尚未形成合力
    在實踐中,在解決具體矛盾的時候,普遍都是由一個部門牽頭,其他相關部門予以配合,利用各自特有優勢,形成合力解決特定問題。但這其中,相關部門的配合一直存在一定難度。如相關部門之間由于職能交叉分散,缺乏配合,特別是缺乏信息整合共享機制,未能建立科學的矛盾糾紛排查體系,這也就不利于制定有效的矛盾糾紛預控措施。還有上文提到的醫患糾紛調解機制,其核心也在于較好地完成不同部門之間的銜接工作,縮短矛盾當事人在不同程序之間來回消耗的時間。但其在具體的部門配合環節也還存在改進的空間,如醫鬧事件的現場處置,需要有效澄清違法亂紀和合理訴求之間的界限,特別是目前和媒體的配合還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四)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自身尚待進一步完善
    1.缺乏專業化人才
    專業化人才的匱乏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比如:目前預防青少年犯罪或矯正青少年犯罪的社會機構都是以志愿者或者“五老”人員為主,長輩的教導雖然語重心長,但是畢竟年齡上的差距會讓年輕人產生距離感,而且隊伍自身知識結構的單一,也使對青少年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受到了限制。人民調解工作室,雖然其聘請在當地較有威望的人士作為調解員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如何使調解員的調解向更為專業化方向努力,以及如何聘請大量經過專業法律訓練的專職調解員,保證調解隊伍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仍是當前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2.存在一定程度的資金不足
    各地在這一方面均存在一定困難,特別是辦公室經費和專項工作經費不足,導致有的地區在信息的收集上報不夠及時,從而制約了矛盾的調解工作。人民調解工作室,同樣由于資金問題,導致其聘用人民調解員所支付的薪酬也相對較少,目前更多依靠的是調解員本身的主觀能動性,但長此以往,恐怕會影響調解員本身工作的開展以及調解員隊伍的建設。
    五、大理州建立完善“大調解”格局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對策與建議
    (一)重塑認識、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思維
     建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關鍵是司法與非訴訟程序的協調。雖然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協商和解、調解、行政處理、仲裁、訴訟等多元化的矛盾解決方式,但并沒有形成各種矛盾解決方式之間統一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有效機制。作為一種機制,要靠制度來保障,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在糾紛解決機制重整過程中,應著重考慮糾紛解決權優化配置這一重要課題,將國家通過法院所壟斷的矛盾解決權逐步地向社會回歸,實現矛盾解決機制的從國家到社會的總體演變,在法院的周圍組織培植多種形態的矛盾解決機制,構造出一套“以社會為依托、以法院為核心”的矛盾解決系統。作為矛盾解決的最終和最高機構,國家所要掌握的應當是最終解決權而不是最先解決權,這應成為矛盾解決機制整體重構過程中的基本原則,也是確立多元化矛盾解決思維的基礎。
    人民法院通過相應的司法政策和具體措施,積極改進訴訟形式同時促進除訴訟外其他矛盾解決機制的發展,在提高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素質和能力的同時,與之相互配合,形成銜接與互動,不僅有利于及時經濟有效地解決矛盾,也有利于分擔法院的壓力,解決我國司法資源的不足,使法院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提高審判質量,提高法官的素質和法院的威信。
    (二)完善依據、切實加強相關制度建設
    在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實踐中,各地積極探索,創造了很多矛盾解決辦法,但依據、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矛盾解決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從長遠看,推進平安大理建設,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不能僅依靠階段性的治理和調整,最重要的是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提高,并把正確的做法和經驗轉變為規則,加以法制化,使之成為社會矛盾多元解決機制的重要制度基礎。因此,我們主張就構建多元化矛盾解決機制進行立法,具體來講,可以通過深入比對和分析,參考各個法院的經驗,對巡回審判的受訴范圍、適用地區、工作時間、法定程序、效能評估等各個方面做出制度化規定,力爭在全州范圍內實現較為統一、規范、有效的巡回審判工作制度和做法,克服巡回審判在全州范圍冷熱不均的狀況,同時鼓勵各地區在法律允許的范圍,根據各地具體區位情況,探索制定適合各自地區開展巡回審判的具體工作細則和方法,最大程度地服務群眾、便利群眾,滿足群眾的司法需求。要著眼于將信訪制度的改革與其他法治改革相銜接,進一步在訴訟等剛性機制外,不斷探索其他柔性的糾紛解決機制,在貫徹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3月《關于進一步發揮訴前調解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2009年7月《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的基礎上,以“訴訟調解對接人民調解”的方式在全州范圍推行人民調解工作室的具體操作和組織制度;要制定一套在全州范圍內具有普遍意義、行之有效的未成年人違法矯治程序和醫療糾紛解決方案;要以創新行政復議體制和機制為基礎,將相對集中行政復議權、堅持聽證為主的審理方式等逐步制度化,進而增強政府行政復議公信力。                                                                                                                           
    (三)重點預防、強化矛盾源頭相關工作
    對于矛盾的處理,不能坐等矛盾出現,而是應當將工作做在平時,特別是加強對矛盾的預防,重視源頭排查工作、落實前端治理。預防工作的具體措施,以宣傳教育與信息收集工作為重中之重。首先,各地應平時加強相關宣傳,特別是相關法律的宣傳,使群眾了解到違法行為與合法行為的界限以及如何表達自身訴求的有效通道,便于矛盾及時解決。其次,各地加強預警信息網絡建設,完善信息收集、報送、分析制度,準確了解掌握民間矛盾糾紛信息,及時發現可能導致社會矛盾的潛在因素,對各類矛盾信息做出迅速反應與及時處置。再次,要健全矛盾糾紛排查制度,應當堅持屬地為主,條塊結合,做到經常性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結合,堅持從抓早、抓小、抓快著手,及時從苗頭上發現隱患和不穩定因素,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早預防、早調處,變事后處理為事前防范,努力把各種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最后,各地還應當完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矛盾糾紛信息反饋機制,對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進行研判,掌握其特點、動向和規律,并及時向當地政府反映,為具體矛盾的解決提供決策參考依據。
    (四)整合資源、完善多個部門聯動機制
    在不同地方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發展矛盾的多元解決機制過程中,整合不同的矛盾解決方式是常用的思路。一是要充分發揮要充分發揮牽頭部門的協調作用,把工作落到實處,形成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的局面。牽頭部門應該由政法委綜治辦負責,這里所說的負責不是簡單的部署,而是遇到疑難復雜的糾紛時,經過層級上報制度由綜治辦協調各部門進行聯合調解,只有這樣,才能使復雜的糾紛簡單化,疑難的糾紛明了化,才能有效避免各部門之間工作不推諉,不推卸,不推脫,使工作銜接、對接、承接。二是相關部門要予以配合。涉事部門要積極配合,每個矛盾糾紛所涉及的部門不同,由單一部門還有復合部門,在解決過程中,涉事部門要積極參與,積極配合,不推不躲,不避不藏,針對自己部門內的矛盾要積極予以解決。公檢法司各部門要積極謀事,各盡所能,在牽涉自己管轄范圍內提出建議,在各自職權范圍內提出調解方案,在各自能力范圍內達成調解合意。各部門要主動想事,主動謀事,主動做事,成為大調解機制建設中的主攻手,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主力軍。三是要形成具體的工作聯動格局。⑴信息預警聯動。依托黨政系統,在村莊、社區等每個基層單位建立信息點,并在司法所、派出所、行政機關、人民法院等相應機構之間建立起社會矛盾的反饋網絡,在信息傳遞上實現互聯互通,做到心中有數和快速反應。⑵人員培訓聯動。通過現場指導、定期培訓或協助矛盾調處等多種形式,不斷提高一線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和調解能力。⑶矛盾調處聯動。包括在具體矛盾可能激化的時候,指導相關行政機關提前介入,特別是對于行政執法或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矛盾,要求做好行政相對人的思想工作,引導其通過行政復議等渠道表達意見,防止激化官民矛盾,從而形成了社會糾紛層級調處格局。⑷工作機制聯動。進一步完善聯席工作機制,在遇到的重大、疑難及群體性糾紛,在確立統一領導人員后,應積極組織成員單位共同會診,協力解決,形成協作合力。
    (五)夯實基礎、提供物質智力支持
    如何在資金補充及人才培養上進行創新,保障相關機制運行具有充足的物質基礎和智力支持,也是各地一直在著力解決的問題。建議在各地建立健全相應機制的同時,應進一步加強軟硬件兩方面的投入與支持:
    一方面應重點加強相關的隊伍建設,特別是應當不斷調整、充實、壯大具體的工作人員隊伍,提升矛盾調處解能力。對于人才的選擇,要堅持德才并重原則,聘用一定數量的專職人員,并大量吸納法律工作者、專業領域人員為兼職調解員或志愿者參與矛盾調解工作,不斷改善調解員隊伍的知識結構、專業結構。要建立持續系統的調解員培訓計劃,堅持統一規劃,分級負責,分期分批進行培訓,同時著力完善相關激勵機制的方式,力爭培養一支高素質、過得硬的矛盾調解隊伍。另外,對于司法系統之外的矛盾調解員,采取考試考核、資格認證、持證上崗以及選舉與聘任相結合選任等措施,調劑盤活現有人員。特別是對多年來從事相關調解工作,政治、業務素質較好的人員,通過考核發給級別證書,穩定基層矛盾調解員隊伍。
    另一方面應適當加大資金投入,完善經費保障機制。特別是要保障巡回審判、青少年矯治中心等場所必要的硬件設施,為了充分調動調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穩定基層調解隊伍,確保調解工作健康穩定開展,要著力健全調解工作經費保障機制。按照財政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工作經費保障的意見》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要將人民調解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并隨著調解工作的需要和經濟發展狀況逐年增加。而且,要積極推廣“以案定補”與“以職定補”,對于一些疑難案件的經費,應按照“誰主管、誰負責”原則,由各級財政、有關部門、鄉鎮(街)、村(居)及社會各界多方籌集資金共同解決,確保各項經費落到實處,保障社會矛盾多元調解機制有效運行。
    六、結語
    積極開展“大調解”體系建設,對于維護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科學健康發展相當必要,在運用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大調解”體系的作用,正確分析亟待解決的問題,使“大調解”體系成為一種長效機制,成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平安和諧的守護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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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萌:《發揮政法機關職能 推動法治中國建設》,《求是》2013年第24期。
3.《大調解機制的拓展與深化》,中國江蘇網,2014年8月22日。
4.章武生:《論我國大調解機制的構建》,《法商研究》,2014第第6期。
5.陳斌:《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探索—南通市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實踐與思考》,《唯實》2014第1期。
6.黃葉:《大調解機制的創新與完善》,《湖南警察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7.李楠:《論大調解機制的現狀及完善》,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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